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位很特别的哲学家,名叫弗洛丽·罗汤多。
前几天,我偶然读到她发表在某学童杂志上的其中一则沉思录。它这样写道:如果有机会,我要去到我们星球——地球的中心,去寻觅铀、红宝石和黄金。我要去寻找原姿原态的怪物。然后,我会搬到乡下去。弗洛丽·罗汤多,八岁。
弗洛丽,宝贝,我知道你真正想说什么——尽管你自己并不明白:你才八岁,又如何可能明白呢?
因为我就曾涉身我们星球的中心;至少,我也曾遭遇这样一番旅程中在所难免的磨难艰辛。我曾寻找过铀、红宝石、黄金。一路上,也见着其他的人在追寻这些东西。跟你说吧,弗洛丽——我见到过原姿原态的怪物!也见过被作践了的怪物。不过,原生态的品种却属稀珍中的上品:犹如白色松露较之黑色松露;苦味野生芦笋之于人工种植。就差我没搬乡下去了。
实话实说,我正把这些话写在曼哈顿一家基督教青年会有官方抬头的信笺纸上。上个月,我一直寄身在这家青年会二楼一个看不见风景的小单间里。我更喜欢六楼——这样,如果我决定爬出窗外,就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也许我会换个房间。楼上的。也可能不换。我是个懦夫。但也不至于怯懦到会纵身一跳。
我叫P·B·琼斯。我有些犹豫——是现在就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诉你,还是等一等,待将这些信息编织成一篇故事再说。我也大可什么都不告诉你,或只告诉你一些只言片语,因为我自认在这事件里面,我只是一个记录员,而非参与者,至少不是里面重要的角色。不过,或许从我自己谈起,会来得容易一些。
我说过,我名叫P·B·琼斯;三十五或是三十六岁:具体不清楚,因为没人知道我出生于何时,父母是谁。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我婴儿时被人遗弃在圣路易斯歌舞剧院的楼座里。这是1936年1月20日的事。天主教会的修女们将我在一家孤儿院里养大。孤儿院由红色的石头砌成,显得简朴而峻严,高踞一道堤坝上方,堤坝的下方是密西西比河。
我深得修女们的宠爱,因为我不仅聪明,而且帅气;她们从没意识到我心机是如何的深,如何的善于伪装,或是我何其鄙视她们的枯燥乏味,她们身上那气味:熏香与洗碗水味,蜡烛与杂酚油味,还有白色汗渍的味道。其中一位修女,玛莎修女,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她教英语的,对我的写作天赋深信不疑,这使得我也深信自己具有这方面才华。然而尽管如此,我离开孤儿院时是逃走的,一张纸条也没给她留下,并且再没跟她联系过:我麻木、机会主义天性的典型表现。
我遇车搭车,漫无目的,一个开白色凯迪拉克敞篷车的男人捎我上了车。这是个身形魁梧的伙计,破鼻子,红通通一张满是雀斑的爱尔兰脸。你决不会把他当成同性恋。但他就是。他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只是耸耸肩;他想知道我多大了——我说十八,虽然事实上我还年少三岁。他咧嘴一笑,说:“唔,我可没想败坏了一个小孩子的道德。”
好像我真有道德似的。
接着他语气严肃地说:“你长相蛮好看的。”一点不假:我偏矮了一点,五英尺七(最终高度五英尺八),不过很结实,身材匀称,褐金色卷发,一双棕眼睛泛着绿莹莹的光,脸庞轮廓尤其分明;在镜子里端详自己常常给我安慰。因此,当内德俯冲出击时,他以为逮着了一个处子。嗬嗬!我老早年纪就开始啦,差不多七八岁吧,我已阅遍各色人等,包括好些年龄稍长的男生,几名牧师,还有一个帅气的黑人园丁。事实上,我差不多就是一个巧克力糖妓男——为一块五美分的巧克力,我也会来者不拒。
虽然跟内德生活了几个月时间,我仍记不得他姓什么。埃姆斯?他是迈阿密海滩市一家大型宾馆——就是那种冰激凌色的犹太人场所,取了个法语名字——里的首席按摩师。内德教给了我这项手艺。离开他之后,我在迈阿密海滩市各家宾馆做按摩师,谋得一条生路。同时,我也有许多的私人客户,男女都有,我给他们做按摩,教他们做形体与面部训练——虽然面部训练纯粹就是扯淡;唯一有效的一项训练就是口交。不是开玩笑,没有比这更锻炼下颌肌肉的了。
在我的协助下,艾格尼丝·比尔鲍姆卓有成效地改观了她的面部轮廓。比尔鲍姆太太是一位底特律牙医的遗孀,牙医退休后刚迁居到洛德代尔堡,就遇上致命的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她不算富有,不过钱还是有的——附带还有背痛病。正是为缓解这些脊柱痉挛,我首次走进她的生活,并一直逗留其中,直到我的正常收费加上赏钱累计超过一万美元为止。
想想那时候我就应该搬乡下去了。
但我登上一辆灰狗大巴,一张车票带我来到纽约。我带了一个箱子,里面装的东西很少——只有内衣,几件衬衫,一个盥洗包和无数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是我胡乱记下的诗和几篇小故事。我当时十八岁,时间是十月。我乘坐的汽车穿越腐臭的新泽西州湿地,向曼哈顿驶去,我至今还记得十月的曼哈顿那熠熠的辉光。我曾经崇拜的偶像、如今已矣淡忘的托马斯·沃尔斯可能会这样写道:“呵,那一道道窗户都承载着怎样的期许啊!——秋日西沉的落霞,涟漪荡漾,燃烧着冰凉的火光。”
在那之后,我曾爱上过好些城市,但却只有持续一个小时的高潮时刻方能超过我在纽约第一年的无上快乐。不幸的是,我决定结婚了。
也许,我想娶老婆的目的,实则是意在这座城市本身、我在那里的幸福,还有我注定会取得名望与财富的预感。老天呀,我娶的却是个女孩。这冷血的女斗士,鱼肚白的一张脸,黄头发用一根绳子绑着,鸡蛋样的一对丁香眼。她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学,我曾报名参加该校的一个写作班,老师玛莎·福利是《故事》杂志的创始人和编辑之一。我之所以喜欢赫尔嘉(不错,我知道弗兰纳丽·奥康纳给她一位女主人公取名赫尔嘉,但我没有剽窃;纯粹只是巧合),是因为她听我大声朗读我的作品,从来不会有厌倦。大多时候,我故事的内容都与我的性格相反——也即是说,这些故事都很温柔忧郁;但赫尔嘉却觉得很美,而且每次一篇故事听完,她那双硕大的丁香眼常常泪水盈盈,涓涓满面,让人好不满足。
我们结婚没多久,我便清楚地发觉为什么她眼神那般娴静,一副傻乎乎的样子了。她本来就是傻子一个。或者说跟傻子简直没区别。她脑子里确实是少根弦。一面是一本正经,笨拙,老好人的赫尔嘉,一面又挑剔无比,洁癖到矫揉造作——一个婆婆妈妈的家庭主妇。一直到圣诞节,她都压根儿没意识到我对于她的真正感觉。当时她父母来看我们:一对瑞典的野蛮人,从明尼苏达州过来,体形庞大,几乎是他们女儿的两倍。赫尔嘉买了一棵类似洛克菲勒中心的那种圣诞树: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从左面墙伸到右面墙——这该死的东西把空气里的氧气都吸光了。瞧瞧她为了这棵树的这通瞎忙活,瞧瞧她在这伍尔沃斯超市狗屎上浪费的钱!我正好又讨厌圣诞节,因为——如果你不介意这伤怀的一点说明——当我在密苏里州的孤儿院时,它常常意味着一年中最让人伤心绝望的时刻。因此,平安夜的晚上,就在前来共度圣诞佳节的赫尔嘉父母预计到达前的数分钟,我突然失控:我将圣诞树捣毁,伴着短路的火光和灯泡的碎裂声,将它一块块扔出窗外——整个过程中,赫尔嘉嚎叫如一头喉咙快被切断的猪。(注意了,学文学的同学!头韵——赫……嚎……喉……注意到没?——是我最不值一提的恶癖。[1])同时告诉了她我对她的看法——平生第一次,那双眼睛失去了它白痴般的纯净。
正当此时,两个明尼苏达巨人——妈妈和爸爸抵达:怒嚎如嗜杀成性的曲棍球队员——这就是他们的反应。赫尔嘉一家子将我夹在中间,踢过来踢过去——在我昏过去之前,他们已打断了我的五根肋骨,打碎了一根胫骨,眼睛双双被打青。然后,很显然,两个巨人收拾收拾,领着他们的孩子回家去了。我再没得到赫尔嘉任何只言片语的音信,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不过,就我所知,时至现在,我们仍有着法定关系。
你知晓“杀人果”这个词吗?指的是某类用氟利昂来冷却血液的谬种。迪亚吉列夫,比如说。约翰·埃德加·胡佛。哈德里安。我不是要拿下面的这个人跟那些声名显赫的人比较,不过我所想到的此人名叫特纳·博特赖特——他的侍臣们都叫他博帝。
博特赖特先生是一本发表“高品质”作家作品的妇女时尚杂志的小说编辑。他引起我的注意,或更准确地说我引起他的注意,是有一天他给我们写作班讲课的时候。我坐在前排。他一双眼睛冷飕飕尽往人家裆部看。从他万有引力似的老在我身上打转的眼神判断,我就知道他那灰白卷毛的漂亮脑袋里盘旋着怎样的念头。爱看看去吧,不过我决不会让他有任何可乘之机的。下课后,学生们都围在他周围。不包括我;我没等引荐就走了。一个月过去了。这期间我将自认为最好的两篇小说打磨出来:《日光浴》——关于迈阿密海滩市海滨妓男的故事,和《按摩》——有关一位牙医遗孀摇尾乞怜般地爱上一个少年按摩师的屈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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