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许是一只害群的黑羊,但我的蹄子却是金子做成的”
P·B·琼斯,
乘兴之语
那个星期,我神圣的雇主——维多利亚·塞尔夫小姐三天之内安排我出场了七次“约会”,尽管我从支气管炎到淋病,借口找尽。如今,她又试图说服我出镜一部色情片(“P·B,听我说,亲爱的。这是个上档次的东西。有脚本。我可以一天给你两百”)。但我根本不想涉足那样的东西,不单是现在。
可是,昨天夜里我感觉血液沸腾难抑,心绪躁动无法入睡;我办不到,我实在没法就这样眼睁睁地躺在如此圣洁的基督教青年会单人小间里,听我的基督教道友们半夜里放屁和在梦魇中呻吟的声音。
于是,我决定步行去距离这里不远的西四十二街,进一座氨水味弥漫的通宵电影宫殿里寻一部电影瞧瞧。我出发时已过了一点钟,我的步行线路携我经过了第八大道的九个街区。妓女、黑人、波多黎各人、几个白人,以及整个街头社会的各个阶层——衣着华丽的拉美皮条男(其中一个戴一顶白水貂皮帽,腕上一个钻石手镯),在门口嗑药嗑得迷迷糊糊的海洛因嗑客,妓男,其中最无畏的要数那些吉卜赛男孩和波多黎各人以及离家出走的红脖子乡下土包子,年龄都不过十四五岁(“先生!十美元!带我回家!整个晚上随你上!”)——如屠宰场上空的秃鹰般在人行道上盘旋。然后是偶尔巡逻开过的警车,车上的乘客因这样的景象看得太多,他们双眼迷蒙,一副兴致索然,视而不见的神情。
我沿途经过装载区酒吧,那是位于四十大街与第八大道路口的一家性虐酒吧;一伙人——一群皮夹克皮头盔的豺狼——挤在人行道上大笑叫嚷,中间围着一个年轻男子,穿着与其余人等一模一样,伸展四肢躺在人行道与路缘之间,不省人事,他所有的朋友、同事、虐待者——或任他妈你如何称呼的那帮人——正往他身上撒尿,将他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没人在意;好吧,有人注意到,但不过是略微放缓脚步罢了;他们继续往前走去,除了一群实在看不下去的妓男妓女——有黑有白,其中至少一半都是异装癖男——不停地朝那伙撒尿的人吼叫(“别这样子!哦,别这样子!你这些娘娘腔。你这些龌龊的娘娘腔!”),并拿手中的钱包打他们——后来,那群夹克男孩调转水龙头向他们喷去,一面笑得更欢了,这些身穿紧身裤,头戴超现实主义假发(蓝莓,草莓,香草,非洲金)的“女孩”扭着屁股沿街四下奔逃,一面尖声大叫,却又快感十足:“基佬。娘娘腔。龌龊下流的基佬。”
他们聚在街角,犹豫着是否要嘘一位布道者,或者是一个口才平庸的演说家,一个吞噬妖魔鬼怪的伏魔师,因为见他正猛烈地朝一群来来去去,无精打采的听众狂轰滥炸:妓女,毒贩与叫花子,以及刚刚从港务局汽车终点站下车的穷白鬼乡巴佬。“是的!是的!”布道者尖叫道——一家热狗摊闪烁的灯光染绿了他年轻、紧张,充满饥渴的歇斯底里的脸。“魔鬼正在你们体内兴奋地打滚,”他尖叫道,他那俄克拉何马口音刺耳如带刺铁丝网。“魔鬼就蹲伏在那里,你们的罪恶把他喂得肥肥的。让主的光明将他饿得无处藏身吧。让主的光明升举你们上天堂吧——”
“哦是吗?”一个娼妓叫道,“没有啥样子的主能把你这样重的人举上天堂。你满肚子大便。”
布道者恨得嘴角直抽,简直要发疯。“渣滓!垃圾。”
一个声音回复他道:“闭嘴。不要骂他们。”
“啥?”布道者再次尖叫道。
“我比他们好不到哪里去。而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同样是人。”突然,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心里道乖乖噢乖乖,耶稣啊,小子,你这是疯啦,你脑子从耳朵里流出来啦。
于是,我赶紧溜进前面最近的一家电影院,也顾不得看里面放的什么电影。在大厅里,我买了一块巧克力和一袋奶油爆米花——早饭后我还没吃过任何东西。然后,我在楼座上找到一个座位,却不曾想犯了个错误,因为这种二十四小时营业场所的楼座正是那些不知疲倦的性猎人在一排排座位间来回穿梭游荡之地——不成样子的妓女,六七十岁的女人,为一美元(“五十美分?”)就愿为你吹;还有什么也不要就可以提供同样服务的男人,以及其他的男人,那些有时十分因循旧道的主管之类的人,他们似乎特别擅长搭讪那些数不清的昏睡的醉汉。
然后,银幕上我看见了蒙哥马利·克利夫特与伊丽莎白·泰勒。《美国悲剧》,这电影我至少看过两遍,并不是因为它如何了不起,不过影片到底还是不错,尤其是结局的一幕,在这特定的时刻徐徐展开:克利夫特和泰勒站在一起,中间隔着牢房铁栅门,一间死囚牢房,因为克利夫特仅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克利夫特已是他那件灰色死囚衣包裹下的一具诗化的幽灵,而十九岁的泰勒光彩耀目,娇嫩欲滴如一支雨后丁香。悲伤。悲伤。足以让残酷成性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飙泪。我被满嘴的爆米花给哽住了。
电影结束,随之又马上开始放映《红河》——一个牛仔爱情故事,主演是约翰·韦恩和刚才的蒙哥马利·克利夫特。这是克利夫特的第一个重要电影角色,正是这一角色让他成了一个“明星”——回想起来,我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还记得特纳·博特赖特吗,那个已故的,不那么受人悼念的杂志编辑,我从前的导师(和死敌),那位被一个因吸毒而发狂的拉美人暴打致心脏停止跳动,眼珠子从脑袋里爆出来的亲爱的人儿?
一天上午,当时我还承着他的恩宠,他给我电话,邀请我去参加晚宴:“就一个小型聚会。总共六人。我为蒙弟·克利夫特举办的。你看过他新近的一部电影——《红河》吗?”他问道,并进而解释说他认识克利夫特很久了,在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还是阿尔弗雷德·朗特之类演员的门生之时就认识他了。“因此,”博帝说,“我问他是否有什么人他特别希望我邀请的,他说有,多萝西·帕克——他一直想见多萝西·帕克。我心里想哦我的上帝——因为多蒂·帕克如今已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你永远不知道她那张脸什么时候会一头栽进汤钵里去。但我还是给多蒂去了电话,她说哦如果能来她会万分激动的。她认为蒙弟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年轻男子。‘但我来不了,’她说,‘因为我已经答应那天晚上跟塔卢拉共进晚餐了。你是知道她的:要是我说不去了,她一定会骂死我。’于是我说听着,多蒂,交给我来处理:我会给塔卢拉打电话,请她也一起来。事情的结果便是这样子的。塔卢拉说她很愿意来,亲—亲—亲爱的,只是有一件事情——她已邀请了爱斯特尔·温伍德,她可否带上爱斯特尔呢?”
这主意真够让人兴奋的,想想吧,这三位可怕的女士齐聚一堂:班克黑德、多萝西·帕,以及爱斯特尔·温伍德。博帝邀约的时间是七点半,这样晚餐前有一个小时的鸡尾酒时间——他亲自下的厨:塞内加尔汤,一个焙盘炖菜,色拉,各式各样的奶酪,还有一个柠檬蛋奶酥。我稍微提前了一点到,想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但博帝身穿一件橄榄绿丝绒夹克,显得镇定自若,一切都井井有条,没什么需要搭手的,除了点蜡烛。
主人给我们每人斟了一杯他“特制的”马丁尼——冰至零度的杜松子酒,加入一滴绿茴香酒。“没加苦艾酒。只加了一丁点绿茴香酒。一种古老的配方,我从维吉尔·汤普森那里学来的。”
七点半变成了八点;到我们喝第二杯酒的时候,其他的客人已迟到超过了一个小时,博帝那编织得光洁细致的沉着镇静开始散线了;他开始啃指甲——一种最没个性特征的嗜好。到九点钟,他爆发了:“我的上帝,你明白我都花了多少工夫吗?我不了解爱斯特尔,但另外三个可都是酒鬼呀。我邀请了三个嗜酒如命的人来吃晚餐!一个就够糟糕了。但却是三个啊。他们竟然一个也不来。”
门铃响了。
“亲—亲—亲爱的……”是班克黑德小姐,身子在与她蓬松起伏的长发同样颜色的貂皮大衣里扭来扭去。“对不起。都是出租车司机的错。他带我们找错了地方。去了曼哈顿西区一个糟糕的寓所。”
帕克小姐说:“本杰明·卡茨。他叫这个名字。那个出租车司机。”
“你记错了,多蒂,”温伍德小姐纠正道,同时几位女士扔掉外套,在博帝的陪同下,走进他灯光昏暗的维多利亚风格客厅,那里一个大理石壁炉里的木柴正兴高采烈地噼啪着。“他名字叫凯文·欧利里。感染了严重的爱尔兰病毒。所以才不清楚自己在往什么方向去。”
“爱尔兰病毒?”班克黑德小姐说。
“酒,亲爱的,”温伍德小姐说。
“啊,酒,”帕克小姐叹了口气。“我需要的正是这东西,”虽然她略微有些飘忽的脚步表明,她恰恰不应该再贪这杯酒。班克黑德小姐吆喝道:“来一杯波旁威士忌鸡尾酒。别那么小家子气。”帕克小姐推说肚子有什么不适,先是推辞不喝,接着又说:“好吧,要不就一杯葡萄酒好啦。”
班克黑德小姐仔细地瞅了站在壁炉旁的我半天,然后突然向前一个俯冲;她个子很小,不过她粗声大气的嗓音和奔涌难抑的活力使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勇武的女斗士。“啊哈,”她眨了又眨她那双近视眼,“这位可是克利夫特先生,我们伟大的新星?”
我告诉她说不是的,我名字叫P·B·琼斯。“我不是什么名人。只是博特赖特先生的一位朋友。”
“不是他的某个‘侄子’吧?”
“不。我是个作家,或者说想要当作家。”
“博帝有太多的侄子了。我真不明白他什么地方找来这么多。混账东西,博帝,我的波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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