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大,是三个部分两个组合,东边和正门是公安局办公院,旧城门洞封了口,是审讯室,西边部分是两个监狱,重犯监和轻犯监。重犯监不大,是以黄土地切豆腐一样“切”下去的一个四方块院子,四周是岗楼,岗楼外则是凹凸起伏的小丘陵,长的有棘、荆条,还有密不透风的野花,黄蒿、灰条菜、笤帚苗……说起来叫人吃惊,这些荒榛蛮草,能长得像房子一样高,我们小孩子看去,简直就是树林。里边还深藏着一个废了的庙,一排空房子边和院落,也都是长着这样的树林。这地方在公安局大院之内,又在警戒线之外,狱上持枪站岗的哨兵隐约可见。这里头绝对没有狼,倒是有不少黄鼠狼、兔子、獾、狐狸什么的,公安局的子弟小孩,有七八个吧?有这个特殊条件,能在这里边玩捉迷藏,我身上剐的三角口子,多数是在这“抓特务”时留下来的——这不需要解释,母亲也“不嚷”,晚上脱下来往床边一甩,第二天早上自然就“好了”——捉迷藏呀、打野仗呀、逮特务呀、摘酸枣呀、吃桑葚、构桃呀……玩是玩够,一个个嘴唇乌黑,灰头土脸“到东院去”,现在回想,有点像——孙悟空从火云洞里赶出来的一群小妖怪。
从那边回东院,必须穿行轻犯监,从女监房再穿男监房,女犯们干的活是纳鞋底子,满院晾晒的都是洗干净的布匹,很多女人不言声蹲在那里梳洗,晒太阳,很平静的。男犯们干的活是染布、种菜、挑水浇粪、刷脏桶,各忙各的。我们这一队过来过去,他们都认识了,习惯了,没人看守时偶尔还笑话我们几句,颇友善的。
有时他们还演戏,台上演员是犯人,下头观众也是犯人,看去和外头野台子演戏无甚不同,没有台子,平地演,演员都没女的,角儿需要,也是男扮女装。我们就擦“台场”过,有时也站下来看一会儿,如演梁祝:
梁山伯唱“梁山伯与祝英台”。[(小声)——日你老娘!]
祝英台:“——山上草桥来结拜”。[(小声)——肯定你妹子想我了。]
梁山伯:“只知你是男子汉”。[(小声)——放你姐的屁。]
祝英台:“哪知我是女扮男”。[(小声)——是男是女你妈知道。]……
演员们在戏台上还有这些花样,是我六岁之前便知道了的,这以后看了不计其数的戏,再也没有见过这“戏中戏”的对骂,在四十二岁写《康熙大帝·惊风密雨》(第二卷)时这件事一下子跳出来衍化成了如下情节:
说的是吴三桂堂会,两个小戏子,一个扮诸葛亮,一个扮马谡,演着演着在台上打起来了,吴三桂问原因:
……这场闹剧是姬妾“八面观音”指示着诸葛亮演出来的,故意让他们把戏做砸,来取笑儿。《失街亭》中有一段,诸葛亮向马谡授计道:“马谡——附耳过来!”
马谡按规定出班躬身附耳静听,不料台上的诸葛亮却向他耳语:“叫你妈在列云轩后耳房等着,晚上起更我去。”扮马谡的茄官,新得“四面观音”的宠爱,哪肯平白吃这个哑巴亏?偏他下一句台词该是“妙计”,便一边说词儿,一边朝文官脚上狠狠一跺。“诸葛亮”立刻泪流满面,“啪”地打了马谡一记耳光……
看《桑园令》,“薛平贵”和“王宝钏”,在台上也玩这游戏,看《柜中缘》,“岳雷”和个什么“小姐”也在台上夹着台词玩笑,台下观众哪里知道,打鼓板的、演戏的都有他们永远听不到的“双台词”,恐怕戏的走向灭亡,也就因为它太老,戏之。观众欣赏水准都固定了,演员油滑得不需要任何感情的投入,倘罗密欧和朱丽叶也在台上弄这个,莎士比亚也得完——但这已离题了,我是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戏中戏谜底。
我敢肯定这些轻犯的日子是比较惬意的,起码比外头有些过得苦的人要舒适些,因为每隔一段日子会发生这样的事,有叔叔送母亲一张名单,说:“这几个犯人是这次刑满,不愿意出去的,请求留用……”母亲一般都同意了的,他们留用,实际上是监狱工厂的工人,已不再是犯人,我穿的鞋、棉袄,大约就是这些人做的,用的保姆也是女犯人,我认为我母亲这班人,对犯人是人道主义管理的,不然不会有这些事。
二月河在家中客厅。
我在写《乾隆皇帝》时写到一个事件,直接移植了陕县的重犯牢房,书中的表述和我见到的基本一致,不过“公安局长”换成了“阿桂”。解放初,这里是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越狱事件的,像我前段记忆的那次,肯定是重犯雾里逃脱。因为轻犯们过那样日子,再越狱不合算了。
犯人都那样快活?不见得。说到重犯,就无法轻松了。
建国初期,最初是剿匪反霸,到1953年,镇反运动开始。蒋介石在台湾喊的口号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陆”。毋忘在莒说的是齐公子小白最初窘困,在莒国做人质,后来返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掌故,和“反攻”是一码事,也还不停地向内地派遣特务。
有一天,我们到西院去玩,回到办公大院,碰到一位叔叔,他笑说:“小特务队回来啦!告诉你们,今天我们真的捉到一个特务,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这恐怕是他们很得意的一件事,因为局里的人尽管和我们很亲热,公事上的事从来没人说过。我们整天玩“捉特务”(那时还没有看过电影),听有“真特务”,嗷嗷大叫问:“叔叔,在哪里,我们能看不能?”那叔叔指了指城门洞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审过关起来就不行了。”我们一阵欢笑,又换了小心,蹑着脚溜到审讯室玻璃窗户外偷看。果然见两个“叔叔”正在审一个中年人。
这可能是个高级特务,三十岁上下吧,瘦点,看去很清秀,眉毛有点“倒八字”形,嘴角稍有点上翘,个子不算高,端端正正坐在板凳上,上身确实是飞行装那种皮夹克,除了这身衣服,和小人书上的“特务”无一似处。抽着烟,操一口洛阳话和审讯员对话。双方都似乎相当客气,也没有平时审案拍桌子喝骂那凶煞样子。我们这一群你看我,我看你,都有点失望:特务原来是这样的?后来听说他落网,是破译了敌方的电报密码,指挥敌机空降地点就在公安局附近,落地同时落网——长这一说,又让我们对“局里”神往了一阵子。
形势骤然间变得紧张起来,第一,我们不能再穿越轻犯监狱“过西边去玩”。第二,公安局从审讯室到监狱加派了岗哨,最初是三个,后来到五个,再后来是一个班,枪上都上了刺刀,公安局的叔叔都随身挎上了驳壳枪。母亲的枪连在皮带上,也随身在腰间——即使在栾川,她也没有把枪亮出在外面的。第三,往日轻犯们抬土,刨地,出入监狱,现在他们被封了,满院都是公安干警,个个神色庄重,真枪实弹气氛严肃。轻犯都这样,可想而知重犯监那边如何了。
这种情势,根本不可能在大院里边玩了。我们就到羊角山去玩。但羊角山上的庙却封了,白纸打“×”盖着公章,问了问,说老和尚是特务,头几天要抓他,他自杀了,这件事又让我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不信?没人不信政府。
接着的形势愈来愈让人透不过气来,开始“枪毙反革命”。再没有比公安局这地方更能体味此类情状的了,几个脸色灰败的犯人铐着链子,锒锒铛铛被押到审讯室外,小公安们早已准备好铁锤、砧子、钳子等,给他们叮当叮当开镣子,街上叫来的剃头师傅准备好,给他们剃头……再接着会给他们送一顿好饭,白面馒头、酒和四个菜——我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一成不变的千古规矩,叫“辞世饭”,确实有点人道主义的情味在内的——再接着,就不和他们客气,五花大绑起来,脖子插上亡命牌子,冲锋枪押着就走了,门外有那种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道奇车,哼哼几声开去,世界上从此就没了这几个。
这样的事那阵子几乎天天有。重犯监那边关了多少反革命?我不知道。天天三个五个,有时多的有十几个,开镣、吃饭、上绑、登车——去西天。这就是镇压反革命那阵子的情况。我们已经不能再出去玩了,因为气氛不对了,小朋友有的爹或叔也被镇压了,这时的母亲也临时住在公安局,我就整日闷在她房间里看小人书,看院里的梧桐树。
我在过几年懂事后,父母闲时对话,我旁听,“杀的都是县团级(伪人员)”。我又在过了几年懂事后,知道还有战犯一事,我弄不懂为什么国民党的高干都好好的,这些下级却得剃头吃饭上车……不懂了好多年。又再过了若干年,读了些书明白了,这其实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人文心理的政治反映,大人物,杀一个便会有人说你“凶狠好杀”。由此可知,官,要么就不做,要么就做大官,背上靠旗的大将军,可以尽情做,打着号旗的喽啰“校尉们”,你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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